【遺愛人間】全港僅9名器官捐贈聯絡主任　資深護士服務20年：一個決定成就生命轉化

生死有命，如何活出生命價值，值得反思。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擔任器官捐贈聯絡主任超過20年的唐婉芬姑娘，見盡危難生死，為了完成器官捐贈而爭分奪秒。說服家屬接受死亡、大愛捐獻絕非易事，唐姑娘的工作不僅成全捐贈者家庭，造福受惠者，亦令她對生死有所感悟。

▲ 唐姑娘擔任器官捐贈聯絡主任超過20年。（湯炳強攝）

全港每年約有4萬人死亡，當中只有約110至120宗腦死亡個案，能考慮捐贈器官。而輪候移植人數眾多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僅腎臟移植已有2,000多人在等候。當病人證實腦死後，醫療團隊會評估病人是否合適捐贈器官，再由器官捐贈聯絡主任詢問病人家屬意願，唐姑娘形容過程是分秒必爭：

要知道捐贈者血液、身體大小，再與受惠者配對。因此我需要收集及整理捐贈者器官情器，交由移植組找尋受惠者。我們要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工作，希望器官仍在最好情況下給予受惠者。整個團隊都在爭分奪秒地工作。

原本是深切治療部護士的唐姑娘，在1998年成為器官捐贈聯絡主任，這個職位本港目前僅得9名。唐姑娘做護士時見過許多危殆病人，嘗試盡全力亦無法救回他們。以前器官捐贈並無專職，是由醫生兼任向病人家屬講解。有次唐姑娘主動要求旁觀，令她萌生擔任這項工作的念頭：

原來人死後還有選擇，可幫助其他人。以前在病房工作，見到許多肝衰竭病人急需換肝，等到肚漲、皮膚變黃，最後也等不到，年紀輕輕就離世。當時我想，一個決定，就能成為一個人、一個家庭的生命轉化，我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，所以投身。

▲ 唐姑娘曾在香港傑出護士選舉頒獎典禮上獲獎。（資料圖片）

器官捐贈需要得到捐贈者家庭同意，腦死亡個案是很突然，病人家屬無論在感性、理性上都難以接受死亡事實。再加上傳統華人社會忌諱，很少會事先為身後事表態，令唐姑娘與家屬溝通時感到困難，仿如「揼石仔」。而即使成功得到家屬同意，卻也有一層無形心理壓力。

起初會承載不到，有些腦死者只有10多歲，很年輕。連續有數個家庭肯捐，會很開心，但晚上睡覺會發夢、有壓力。試過跟同事說：「我很開心這段時間有很多移植，但我的心情很低落。」許多情感滲雜心頭。

器官捐贈，為在生者帶來希望，同時也意味著有往生者。工作多年，唐姑娘最難過是自己的媽媽生病離世期間，她同樣要用這個身份安慰別人。當時死者是一名40多歲媽媽，唐姑娘堅持要讓8歲兒子跟母親作最後道別。她在身邊陪伴小朋友解釋時，看到孩子抱著媽媽慟哭，一句「你答應會陪伴我」令她仿佛從孩子身上看到自己。

▲ 唐姑娘身後的「生命之樹花園」，是紀念器官捐贈者的無私奉獻。（湯炳強攝）

處理過眾多移植個案，有一天，病人竟然是唐姑娘認識多年的一位熟人。當時熟人突然中風入院，她聽著醫生講解，意識到熟人仿如工作中會接觸到的病人般，瞳孔放大、無法說話、腦出血、要插喉，令她淚如雨下：

我當下反應就是哭，哭了很久，比他的家人更傷心。因為我知道，好像沒有希望。

當他的家人還在消化訊息，而醫生回覆已盡全力、無法做手術時，唐姑娘只能以專業知識，為身邊人講解流程，包括接下來將要進行的腦死亡測試。

當晚我有一些掙扎，究竟我如何看待器官捐贈？是工作？是件好事？我也會有其他家屬的憂慮，器官捐贈會不會對他做成傷害？會否令他的家人更不開心？腦海中湧現很多，整晚失眠，但我最終選擇相信醫療團隊。他真的願意做，我們每一個（醫護人員）也會小心處理他的遺體、器官，讓他的遺愛真能幫到別人。

▲ 一眾醫護人員及義工致力推廣器官捐贈工作。（湯炳強攝）

當唐姑娘問他的哥哥如何看待器官捐贈時，對方卻給她一個意料不及的答案：

你做這份工作很多年，我知道器官捐贈是一件好事，如果我弟弟真是這樣（腦死亡），我會考慮如何跟父母說，選擇做。

對方信任令她感動，喪禮完結後，唐姑娘將受惠者寫下的謝卡收起，儲足勇氣，用足夠時間沈澱才拿給他的哥哥。當看到每一位受惠者所寫的說話，對方忍不住哭了，並說之後會再拿給父母看。

我想每一個捐贈家庭就是這樣經過，由很困難地決定，到完成捐贈手術後再看遺體，一直到喪禮，每一步去消化這個決定。每次回想起這個決定，會想起離世親人，會難受，但其實隨著時間流逝，就會發現是件好事情。當日就是做這個決定，才能繼續幫人。

記者：陳昊淋